情志失调与身心疾病：从中医学视角解析其致病机制与防治体系

 

摘要

 

情志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医学将“七情（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）”视为连接形与神的核心纽带。当情志失调超出机体调节范围时，可通过扰动气机、耗伤脏腑、酿生痰瘀等病理过程，诱发肿瘤、抑郁症等身心疾病。本文基于中医学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证据，系统梳理情志失调致肿瘤与抑郁症的共同病机基础（如气机逆乱、脏腑虚损）与特异性病理演变（肿瘤侧重“痰瘀毒结”，抑郁症侧重“心神失养”），构建“理论-机制-证治-预防”的完整体系，阐释中医“形神共治”“治未病”思想在情志相关疾病防治中的核心价值，为临床实践提供思路。

 

引言

 

《黄帝内经》言：“人有五脏化五气，以生喜怒悲忧恐”，明确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的内在关联。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剧增，情志失调引发的身心疾病发病率逐年攀升——既有“忧怒抑郁，肝脾气结”所致的肿瘤（如乳岩、癥瘕），也有“情志不畅，气机郁滞”引发的抑郁症（如郁证、脏躁）。两类疾病虽临床表现迥异，却共享“情志伤气、气病及形”的病理主线。本文立足中医学整体观，解析情志失调致病的深层逻辑，整合其防治经验，为身心疾病的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。

 

一、情志失调的中医理论根基：从“七情内伤”到“形神共病”

 

中医学认为，情志活动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，其正常表达依赖脏腑气机的升降有序；反之，情志过激则成为“内伤”之因，通过“气-血-痰-火”的病理链条扰动脏腑功能，形成“神伤→气乱→形损”的递进过程。

 

（一）七情与五脏的动态关联

 

七情分属五脏：“怒为肝志，思为脾志，恐为肾志，喜为心志，悲为肺志”，其致病特点体现“直接伤及所主之脏”与“间接影响相关脏腑”的双重性。

 

- 怒则气上：肝主疏泄，若暴怒或长期郁怒，肝气升发太过或郁结不畅，轻则“胸胁胀痛”，重则“血随气逆”（如肿瘤中气滞血瘀之基）；

- 思则气结：脾主运化，过度思虑致脾气壅滞，水湿不化而生痰，既是肿瘤“痰瘀互结”的起点，也是抑郁症“心脾两虚”的诱因；

- 恐则气下：肾藏精，惊恐过度致肾精失固，既削弱肿瘤患者“正气存内”的防御能力，也加剧抑郁症“肾精亏虚、脑神失养”的虚损状态。

 

《黄帝内经》“百病生于气”的论断，揭示了情志失调通过扰动气机引发全身病理改变的核心机制，为理解肿瘤与抑郁症的共性病机提供了理论原点。

 

（二）情志致病的特异性病理演变

 

情志失调引发的疾病虽共享“气机逆乱”的起点，但因个体体质、情志性质及病程长短的差异，形成不同的病理轨迹：

 

- 肿瘤方向：以“气滞→痰瘀→毒结”为核心。初期肝郁气结，气不行血致血瘀；中期脾虚生湿成痰，与血瘀胶结于经络（如乳腺、胞宫）；后期痰瘀化热成毒，形成“癥瘕积聚”（如朱丹溪所言“忧怒抑郁，肝脾气结，遂成隐核”）。

- 抑郁症方向：以“肝郁→肾虚→心神失养”为主线。郁怒伤肝致肝气郁结，久则“子病及母”（肝属木，肾属水，木旺耗水），肾精亏虚而脑神失充；同时，肝郁抑脾，气血生化不足，心失所养而“神不安舍”，表现为情绪低落、失眠健忘等。

 

二、情志致病的现代生物学机制：从宏观辨证到微观佐证

 

中医学对情志致病的认识，得到现代医学从神经内分泌、免疫调节及基因层面的科学验证，为“形神相关”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。

 

（一）神经-免疫-内分泌网络的紊乱

 

长期情志应激通过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（HPA）轴过度激活，引发皮质醇水平升高，这一过程在肿瘤与抑郁症中均有体现，但影响路径不同：

 

- 肿瘤：皮质醇抑制T淋巴细胞、自然杀伤细胞（NK细胞）的活性，降低免疫监视功能，使突变细胞得以增殖；同时，慢性应激激活NF-κB通路，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与转移，印证了中医“正气亏虚、邪气内盛”的病机；

- 抑郁症：皮质醇持续升高不仅抑制5-羟色胺、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合成，还通过影响海马体神经元再生，导致“情绪低落、记忆力下降”，与中医“肾精亏虚、心神失养”的描述高度契合。

 

（二）体质与基因的交互作用

 

中医“体质决定疾病易感性”的观点，在现代研究中得到呼应：

 

- “肝郁质”人群因长期情绪压抑，交感神经持续兴奋，致血管收缩、微循环障碍，成为肝癌、乳腺癌的高危因素；

- “痰湿质”者因思虑伤脾，肠道菌群失调，代谢废物蓄积，与胃癌、结直肠癌的发生相关；

- 抑郁症高发的“肾虚肝郁质”，其下丘脑-垂体-甲状腺轴功能紊乱的比例显著高于常人，提示体质差异通过影响神经内分泌网络增加发病风险。

 

三、临床证治体系：基于“辨证施治”的精准干预

 

中医学针对情志相关疾病的防治，遵循“审证求因、分期论治”原则，结合药物、情志调摄及身心同调，形成多维干预体系。

 

（一）肿瘤的分阶段防治策略

 

基于“气滞-痰瘀-毒结”的病理过程，采用“截断扭转”法：

 

- 气滞阶段：以柴胡疏肝散（柴胡、香附、白芍）疏肝理气，阻断“气郁化火”；若伴胸胁胀痛，加青皮、佛手增强行气之力；

- 痰瘀阶段：用二陈汤（半夏、陈皮）合血府逐瘀汤（桃仁、红花）化痰祛瘀，解散“痰瘀胶结”；如乳腺结节者，加夏枯草、浙贝母软坚散结；

- 毒结阶段：在祛邪基础上，以补中益气汤（黄芪、党参）或六味地黄丸扶正，提升免疫功能，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所言“攻邪不伤正，扶正以祛邪”。

 

（二）抑郁症的辨证论治体系

 

针对“肾虚肝郁”“心脾两虚”等核心证型，采用“益肾调气、解郁安神”为主，辅以分型施治：

 

- 肾虚肝郁型：以地黄饮子或滋水清肝饮加减，用熟地、山茱萸补肾填精，柴胡、郁金疏肝解郁，适用于绝经后妇女或老年患者（伴头晕、耳鸣、腰背酸痛）；

- 心脾两虚型：予归脾汤加龙骨、牡蛎，以黄芪、党参健脾益气，当归、龙眼肉养血安神，改善“失眠健忘、神疲乏力”；

- 痰迷心窍型：仿王季儒验案，用温胆汤合礞石滚痰丸（半夏、陈皮、胆南星、礞石）化痰开窍，配合菖蒲、郁金醒神解郁，针对“表情呆滞、咽中异物感”者。

 

临床案例显示，姜某某（52岁，肾气亏虚兼肝郁痰结）以熟地、杜仲补肾，半夏、南星化痰，柴胡疏肝，服药后“情绪焦虑、失眠”显著改善，印证了“标本兼治”的有效性。

 

（三）情志调摄与非药物干预

 

中医学强调“药治不如神治”，将情志调摄贯穿防治全程：

 

- 五行生克法：以“悲制怒”（金克木）疏导肝郁质者的郁火（如听悲情音乐）；以“思胜恐”（土克水）缓解肾虚者的惊恐（如专注事务规划）；

- 导引与饮食：八段锦“双手托天理三焦”通利气机，适合肿瘤与抑郁症患者；饮食上，疏肝用佛手、玫瑰花茶，补肾用黑豆、核桃，健脾用薏米赤豆粥，实现“药食同源”调治；

- 社会心理支持：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所言“郁病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”，通过倾诉、社交活动改善“癌症性格”或抑郁状态，体现“形神共治”的整体观。

 

四、治未病思想：从“已病防变”到“未病先防”

 

中医学“治未病”的核心，在于通过调摄情志维系“形神合一”，从源头阻断情志致病的病理链条。

 

（一）体质调理与情志预防

 

针对高危体质进行干预：

 

- 肝郁质者定期练习“疏肝功”（如扩胸运动、深呼吸），避免“积想在心”；

- 痰湿质者控制肥甘厚味，多食山药、茯苓健脾化痰；

- 抑郁症高危人群（如更年期妇女）可提前服用逍遥丸疏肝健脾，防“郁从内生”。

 

（二）顺应自然与起居有常

 

《黄帝内经》“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”强调，顺应四时规律（春养肝、夏养心、秋养肺、冬养肾），配合每日静坐调息、按揉太冲穴（肝经原穴），可维持气机平和，降低情志失调风险。

 

结论

 

情志失调作为肿瘤与抑郁症等身心疾病的重要诱因，其致病机制在中医学中体现为“气机逆乱-脏腑失调-痰瘀/虚损”的递进过程，而现代研究从神经免疫、基因层面揭示了其科学内涵。中医学以“辨证施治”为核心，通过分阶段药物干预、情志调摄、饮食导引等综合手段，实现“形神共治”；同时，“治未病”思想强调“调神为先”，为疾病预防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 

从朱丹溪论“隐核”到王季儒治“痰迷心窍”，中医学对情志致病的认识与实践，不仅是古代医家的智慧结晶，更在当代为身心疾病的防治提供了“整体观”与“个体化”结合的有效路径——这正是“形神共养”理念跨越时空的临床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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